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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尖｜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需求与目标指向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自主知识体系概念的提出，一些学者开始了中国边疆学领域的专题性探讨。李国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系统思考，指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边疆学的中心任务，强调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具备丰富资源和坚实基础，同时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罗群在评论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去中国化”问题时，强调要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对话。宋才发指出中国边疆学隶属于民族学学科体系，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边疆的科学，已构成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具有建成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邢广程指出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仅仅依靠某一个学科是无法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的，孤立、静止和平行地运用几个学科进行研究也无助于学科的总体推进和进化，中国边疆学要构建符合自身研究体系发展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微观科学体系。孙宏年认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今后一定时期要以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于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集中在学科的基础理论方面，聚焦在宏观层面，专题研究极少，大都是相关理论探讨过程中波及自主知识体系问题，尚须进一步系统性讨论。对于中国边疆学而言，在新形势下建构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有其时代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应当考虑到哪些关键性目标是极为重要的。在以往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从时代需求和目标指向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路。
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指出，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其中强调了中国关照、时代关照，以及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形成学术话语等对于中国边疆学而言都有其紧迫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边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陆地边疆九省区和海疆大部地区，针对边疆安全与发展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一带一路’倡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等战略思想或倡议。并在民族或有关边疆省区工作座谈会上系统提出了“法治边疆”“文明边疆”“富裕边疆”“生态边疆”“和谐边疆”等具体边疆治理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党中央一系列边疆治理思想和政策的推出，不仅系统提升了边疆治理水平，也给边疆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两个大局”下的中国边疆内外局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的完全统一，以及和周边一些国家陆海边界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疆独”“藏独”“港独”“台独”等分裂势力活动依然存在。美西方反华势力常将我国边疆作为所谓“突破口”，与分裂势力朋比为奸，妄图拿“涉边问题”制造事端，遏制中国崛起。我国的边疆治理任务不仅要解决普遍存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同时还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的双重任务，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周边关系等系列问题。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边疆局势的复杂性要求必须立足古今中国边疆实际，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强化边疆研究，为边疆问题解决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二）中国边疆学学术发展的无序性，要求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来规范边疆研究
中国边疆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自晚清以来面对不同时期的边疆局势出现3次高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第三次研究高潮持续发展，中国边疆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马大正曾指出，当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众多领域均有所突破。一时间大批学者涌入、大量研究机构成立、各类课题获得立项，一个充满活力并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似乎被广泛认同。繁荣的背后我们还需冷静思考中国边疆学学术发展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诸如中国边疆概念存在明显泛化，中国边疆研究内涵模糊，中国边疆学学科界限不清，中国边疆研究似乎在热潮中不断“迷失自我”。当前，中国边疆学的外延不断扩大，从陆疆、海疆二维向多维转变，由此出现了高边疆、底土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网络边疆等等边疆概念。这些边疆形态是中国边疆现实发展的必然，但是边疆形态的多样化，并不代表边疆研究就要随之多样化。正因如此，有学者专门就“中国边疆”“中国边疆研究”等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讨论。笔者以为，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讲无论边疆形态如何变化，但本质应该没有超出中国陆地边疆和海疆这两个基本内核。要明确所有的边疆新形态都是在传统边疆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目前学界讨论众多边疆概念中，其中个别概念已经脱离或超越了边疆的核心意涵，这似乎并不能给我国边疆稳定带来益处，反而使得边疆研究逐步泛化，乃至无序化，争议也越来越多。
另外，尽管边疆研究已经历百年时间，学科构建也呼吁了数十年，但是“中国边疆学”学科依然未能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目录，在人才培养方面亦面临一些学科导向带来的困扰与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回归本源，科学地解读中国边疆内涵，凝练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和方向，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内涵和外延，引领中国边疆学有序发展显得尤为必要。中国边疆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中独立性特点，则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中国边疆学的独立性强调的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可以明确中国边疆学的范畴，可以避免边疆研究的泛化问题，同时也为学科发展一定程度划定了界限。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对于规范中国边疆学发展，深化研究大有裨益。
（三）中国边疆学多学科介入，存在明显学科壁垒，难以形成共识，要求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打破壁垒、形成共识、凝聚力量
早在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就开始从个体行为向自觉的群体行为，从以书斋研究为主到以实地调查为主转变。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经历了由单一向复异，以史地学者为主向以社会文化学者为主转变。这表明，中国边疆研究在民国时期已经存在多学科参与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边疆问题复杂性和研究的深入，多学科交叉趋势更为明显，边疆问题研究的多学科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极大地促进了边疆研究的深化，也是促进新时期边疆研究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但也要看到，在多学科介入之下的中国边疆学，各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壁垒，学科本位主义突出。参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学人，似乎都在尝试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之下建构一个“中国边疆某某学”。这些学科的大部分依然是在各自的传统学科领域和理论方法下展开研究，边疆并非其理论创新的关键，而是实践的对象。这一情况就导致各学科依然围绕着各自传统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在边疆方面反而难以实现理论突破。即便是有些理论思考，则先天就存在学科本位主义。就中国边疆学归属而言，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提出不同看法。历史学一般强调中国边疆史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边疆学应属于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政治学一般从边疆治理角度强调边疆治理的价值意义，认为边疆问题属于政治学的分支，甚至认为是中国边疆学就是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则强调调查研究、理论模型等在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提出各自学科下的边疆学解读或归属。
通过梳理，可以明显发现，由于多学科介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于中国边疆学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对一些基础理论问题难以形成共识，这不仅不利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深化，更难以形成中国边疆学学术共同体，对“三大体系”建设也是不利的。这一背景下，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先要做的是消除壁垒，尽快达成共识。其实，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本身应该就是达成共识的尝试。一方面，可以通过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凝聚研究力量，逐步打破壁垒，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可以先建构中国边疆学学术共同体，在共同体的努力下，逐步达成共识，进而合力建构并完善自主知识体系。
（四）域外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去中国化”倾向迫使我们必须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完善中国边疆解读话语
近代以来，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之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面临着多重挑战。日本右翼历史家在20世纪初就提出所谓“满蒙非中国论”，进而不承认元朝和清朝是中国王朝，并衍生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中国南北对抗论”等谬论，认为中国东北与北部边疆民族地区，不属于中国领土。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进一步提出“内亚”概念，其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将“满州”、蒙古（含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理单元合称为“亚洲内陆边疆”。20世纪80年代基于“内亚”概念，美国学者又提出所谓“新清史”理论，主要着眼于“满洲”的历史渊源，反复强调清朝作为非汉政权的“满洲特性”，其实与所谓“满蒙非中国论”如出一辙。21世纪初，荷兰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又推出名为“赞米亚”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概念。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认同“赞米亚”的存在，但就像狄宇宙等人对“内亚”的热捧一样，他们利用这一生造出来的概念，试图在中国自古形成的疆域之外，“重塑”中国边疆及周边地带的区域内涵和历史谱系，从而模糊中国的边疆主权，割裂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意图“重塑”中国西南边疆、弱化中国边疆地区身份属性的研究范式在西方仍有其市场。域外这些有关中国边疆和民族研究的各种所谓学说和理论，在话语叙述、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学术视阈等方面显得格外“华丽”，一度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影响，甚为流行，乃至受到推崇。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这些理论背后隐藏的“去中国化”陷阱。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三、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目标指向
（一）拥有中国话语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立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时特别指出要推进知识、理论、方法创新，形成学术话语。作为描述或表达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知识结构与总和的知识体系，其建构的前提是要有其最基本的学术话语表达。对于中国边疆学而言，话语体系构建更是彰显我国在边疆领域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的核心要义。尽管随着边疆问题的多样化，研究内容和知识结构越来越复杂，但其最根本立场和话语表达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笔者以为，中国整体疆域观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首先，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与边疆民族问题一直是历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无论从国家发展史、政治史、民族关系史、区域发展史等各个角度的研究都需要从整体和全局上对历史上的边疆问题进行较为清晰的梳理和解读，进而来诠释历史上的“中国”形成与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如何底定了今天的中国。其次，今天有关边疆问题的内外局势都要求我们应摈弃理解偏见和思维惯性，从整体性视角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过程。一方面，当前域外涉边疆问题的复杂化和“去中国化”研究的挑战，基本都是强调区域或区域史的特殊性，试图将区域与整体割裂，以区域史代替整体史，达到解构中国疆域整体性的目的；另一方面，无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学术观点或民族工作思路都不同程度将“一个”“统一”“一体”和“共同”作为核心，强调的都是整体国家观、民族观和疆域观。
关于中国整体疆域观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识之士就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和疆域一时成为突出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学界的大讨论，时至今日讨论依然继续着。讨论的关键在于历史上的中国应不应该仅是历代王朝，或者是将边疆民族都纳入进来，讨论的结果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后者。相关探讨成果很多，可参见《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一文。近年来个别学者针对突出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大龙所撰《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和西域都护说起》一文，文章在对匈奴和西汉于西域分别设置管理机构僮仆都尉、西域都护的时间、职责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认为诠释西域纳入多民族国家中国版图历史的标志是僮仆都尉还是西域都护体现着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正是呼应了当年翦伯赞“怎么能说他们和汉族王朝发生从属关系以前不算中国人呢”的反问，显然这些人也是中国人，这也是李大龙讨论西汉设置西域都护之前匈奴在西域设置僮卜都尉的根本原因。
前辈学者对于中国整体疆域观和边疆观尽管没有最终形成定论，但认识逐渐趋同，大都不再狭隘地坚持历代王朝疆域的史观，而是认同涵盖王朝和边疆民族的整体史观。整体疆域观讨论看似比较深入，为什么在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依然要强调并重视呢？笔者认为，这一重要认知，似乎大多停留在学术层面，甚至说学术层面也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好好地审视这一问题，反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诸如王朝史观、大汉族主义等观念某种程度上根深蒂固，难以扭转，而域外的一些研究正是以此为所谓突破口，从边疆区域史角度瓦解我们的话语体系。所以，建构在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立足点就是拥有话语，拥有话语的重要前提就是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整体疆域观。
（二）立足中国实际、解决边疆安全与发展突出问题，服务党和国家边疆治理大局，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从时代需求的角度谈了立足中国实际的重要性，这里主要从出发点谈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国必治边”的战略角度看，“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那么，如何实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立足中国边疆实际，以边疆人民为中心，则是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立足中国实际有过形象的表达：“要解释现实的社会问题，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要把好脉，中国身体怎么样，如果有病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对这心里要透亮透亮的。号脉都号不清楚，那治什么病？”对于中国边疆而言，之所以强调立足中国实际，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中国边疆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历经数千年逐步形成，不同时期特点不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历史时期的历代边疆治理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还是当今边疆发展、稳定和周边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只有立足中国实际，依托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考古发掘，依托我国边疆地区土地、人民、经济、社会等资料和资源开展相关研究，进而才能得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边疆认识和结论，只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边疆治理大局。其二，当前我国边疆问题受到来自域外的诸多挑战，一方面，国内不同程度存在套用西方理论体系解读中国边疆的情况；另一方面，不管是民族国家理论影响、域外成果的流入、相邻国家所谓“国史”的构建，还是分裂势力的直接歪曲，都或多或少与域外干扰密不可分，要针对这些挑战进行有力的还击，那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中国边疆实际，对于古今中国边疆必须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去认识、解读，并不断完善我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种涵盖边疆治理在内的“独特的实践创新”是中国所独有的，在分析、解释，展开研究时，如果不能立足中国实际，不加辨别地套用西方知识体系，那种“言必称希腊”的思维就好比不管自己是否有病、到底是什么病都没搞清楚，就把“西药”拿来吃，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清楚什么病的问题，还要开出对症的“处方”。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构建和研究，显然就是要立足中国边疆实际，将其科学发展同解决党和国家重点关注的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及其历程和规律，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沿边开发、开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周边国际环境问题等一系列事关边疆安全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解决突出问题，为有效防范和化解边疆领域各种重大风险提供理论和学术支撑，以便服务于边疆安全与发展需要，服务于党和国家边疆治理大局与周边外交需要。
（三）突出中国边疆的特殊性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点
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而言，除了上文强调的立足中国边疆实际之外，还应当强调边疆的特殊性，这是边疆学科建设的重要原则，否则边疆问题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边疆研究也成了无所不包的领域。笔者以为，关于突出中国边疆的特殊性问题，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其一，要弄清楚中国边疆的基本内涵和性质，不应该将边疆的内涵与外延泛化；其二，要在学术研究方面，以问题为导向，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突出边疆研究的特殊性，不能仅仅将边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学界关于中国边疆内涵或性质的探讨由来已久，但是随着讨论的越来越深入，并没有达到“越辩越明”的结果，似乎问题越来越复杂。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注边疆的学者就对中国边疆的内涵有所探讨，21世纪以来随着更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进来，关于中国边疆的内涵变得更为多元化，有地理概念论、有政治概念论、有软边疆和硬边疆论、有民族性和内亚性论、有三重空间论、有集结体论等等。随着讨论的深入，尽管相关认识越来越多样、全面，但随之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不具体乃至复杂化。这使得当前学界不仅仅对中国边疆的基本概念未能形成共识，反而在探讨的过程中中国边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泛化，存在有关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的探索，以及“边疆建构论”和“边疆实在论”的争鸣。李大龙认为，“利益边疆”“高边疆”乃至“战略边疆”等提法虽然出发点和目的是有益的，但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边疆”这一主体，更多是立足于“中国国家”的整体而言的。相关概念和提法有可能激化矛盾，并给世人留下一个“肆意殖民”的恶劣印象，其最终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边疆”含义泛化，无益于“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建构，也不利于“中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也给传统的边疆观带来困扰，无益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和中国边疆话语体系构建。
笔者以为，新时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加之全面参与全球化治理，我国的边疆已经由传统的陆地边疆、近海海域向深海远洋、高空宇宙、信息网络等有形或无形的多维形态转变。传统的边疆和全新边疆形态交织一起，为新时期的边疆治理和利益权衡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时更新边疆观念，应对新形势的发展。但是在边疆问题处理和研究过程中，依然不能脱离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基本内核，要明确所有的边疆新形态都是在传统边疆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目前学界讨论众多边疆概念，其中个别概念已经脱离或超越了边疆的核心意涵。此外，将我国边疆核心问题界定在传统意义的陆疆和海疆上，对于一些工作的开展和问题的处理相对清晰一些，否则就会陷入极为复杂的境地，并不利于边疆问题有效解决和利益的维护。
在学术研究方面，一段时间以来，学界诸多学者在努力地尝试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但由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一定程度上存在学科本位的思维惯性，使得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处在争论之中，其核心在于学科定位和归属问题，这也导致目前为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并没有建构起来。这一特点，在上文中关于中国边疆内涵的讨论方面就已经存在。一方面，目前存在边疆学、一般边疆学、中国边疆学的讨论；另一方面，还存在中国边疆史地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周边学、边疆经济学、边疆人口学、边疆考古学、边防学、边安学等等学科类型。可以发现，除了关于边疆学整体的讨论外，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之下展开边疆研究，似乎边疆仅仅是其研究的对象，而非构建边疆的学科。这些冠之以“边疆某某学”的学科类型，更多的是将其研究方法应用到边疆方面，而非是基于边疆的特殊性构建一个独立的知识结构，即便是非边疆区域，依然是相同的研究范式，可能这也是边疆学至今未能形成学科体系的重要原因。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当避免学科本位主义的再次出现。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不是单一学科研究能够解决的问题，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已经是必然趋势。那么淡化学科界限，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元主体超学科发展模式，将是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努力方向。未来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边疆问题方面无论是深化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应当突出边疆的特殊性，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进而产出切实有助于边疆问题解决的应用性成果和人才。未来可以将中国边疆学纳入“交叉学科”门类，淡化学界关于其学科归属的争议，让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只要最终的目的是为边疆安全与发展服务，解决边疆问题，都可以依托交叉学科展开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四）实现融合古今、汇通中外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突破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时也强调，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所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多文明历史，从中华文明璀璨成果和人类历史长河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又要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不断拓展和充实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内涵；还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进而在理解不同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
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就开始从边疆史地向边疆学转变，坚持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之所以转变的重要原因就是要实现古今的融合，为边疆现实服务。中国边疆研究自身的特征和需求，决定了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首要的突破点就是实现古今的融合，实现传统知识体系与当代知识体系有机结合。有学者明确指出，作为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对象，边疆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活态场域。因此，中国边疆学是二元一体的典型结构，是历史边疆和现实边疆的集合体，多数边疆历史问题也是边疆现实问题，多数边疆现实问题就是边疆历史问题的延续，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呈现出互为表里，互寓其中，互为因果，前后关联的特性。只有贯通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之间的理论鸿沟，才能使我们达到对边疆问题构成完整、全面、科学认知和经验的彼岸，才能建构系统性的而不是碎片的、全要素的而不是繁缛的、有机化的而不是杂乱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实现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内部自洽与外部汇通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另一个要实现的突破点。其一，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凝练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并展开系统性阐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理论框架、逻辑体系、表达方式，进而实现在国内说得圆、讲得明、有共识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体系，要有一套完善的话语体系，这不仅仅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脱西方思想、理论、观念在边疆领域“去中国化”的需要。其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在理解和认清世界上其他相关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做到让世界读懂中国边疆，打造易为周边国家、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达，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提出具有中国立场、中国智慧的边疆研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主张和方案，与西方学界展开平等对话，进而彰显有关边疆问题的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这不仅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也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要求。
（注：文章公众号推文中的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详见纸刊）
THE END
文章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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